黄阳：发挥引领作用 用才育才聚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讨论具有了历史意义。

林珊珊：《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逻辑与模式选择》，载《理论学刊》2021年第3期。根据2018年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形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五个最高国家机关并列的格局，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亦形成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下的一府一委两院体制。

二是在《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中增设区域协同立法共同备案机制，规定：通过协同立法方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开展协同立法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首先，规定区域协同法规与本省市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参见李桂林：《论法律的体系性》，载《求索》2021年第5期。[47] 参见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然而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一方面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与位阶问题一直没有在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中得到明确：宪法没有关于国际法地位的规定，不能为涉外法治提供宪法依据和根本遵循。

例如，地方立法主体若想修改或废止协同立法框架下的地方性法规，在共同备案程序下，如果没有其他地方立法主体的共同商定和同步修改、废止，便无法完成备案程序，因此很难单方面推进。也就是说，一切法律规范形式、所有立法项目都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定，这就是依宪立法的立法工作基本原则，即依宪立法原则。另一方则是以政府雇员、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知识分子、企业家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他们有知识，从事脑力劳动，常见纠纷集中在财务、知识产权、贸易纠纷和与政府的矛盾，这两重意象构成了中国法院的双城记。

法院为人民服务，但是不会保护不及时行使权利的当事人。[49] 参见熊浩：《论中国调解法律规制模式的转型》，《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5~125页。[40] 诉讼参与人的真实社会构成的影响在行政诉讼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公布的司法统计中行政诉讼的信息比较详实，恰好能够为本文提供一定的印证。在前一种语境下，农民被动地进行诉讼，像完成任务一般地经过起诉、立案、审判、执行等系列司法活动。

首先，从宏观上来说，需要执政党司法政策来协调和平衡，如在判决与调解之间钟摆的司法政策，便是为了回应不同的司法需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动司法与大调解需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的法院找准自己的定位。人民的真实差异被抽象的当事人所掩盖，抽象的司法为民施于分化的人民群众，带来迥异的司法效果，已经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制度预设了当事人对诉讼过程的理解、认可与配合，理想当事人在收到法院的送达时会主动配合、推动诉讼过程的进展，然而现实中的当事人并不全都接受这套程序主义的预设。[96]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现代当事人的诞生与塑造不是在瞬间完成的，在新旧转化之间需要注意避免类似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的问题，需要正视当下司法所应面对的多面化的人民，夯实中国司法的人民性。[62]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页。《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

同时，农民彼此间关系也主要借助传统规范来维持，冷冰冰的借据、措辞严谨的合同不太可能经常出现在农民的生活中。[28]在全新的学术话语中，为权利而斗争的秋菊们就是我们期待的样子。在司法专业化、职业化主导的司法改革中，需要重新激活人民背后的政治意涵，借助政法体制下的实质代表机制，实现对底层群众司法诉求的维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进路。[32] 三、社会学意义上分化的群众 当事人主义需要建立在严格的条件之上，如国民的收入水平、公众的文化素质与法律知识、法官和律师队伍水平等等，当下这些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中国依旧存在大量的不太理解法律、徘徊在法律之门外的当事人。

无论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经济活动中的外资企业，还是更为常见的公民个人，在诉讼中都是当事人。[23]尤其是对于对案件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即便过了举证期限，只要在裁判前提出的都予以认定。

……传统的便于人民群众‘进行诉讼，只突出了民事审判程序的简便性以及不给人民群众增加诉累的思想，而没有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当事人是民事审判制度的利用者的思想。重建司法公信力的核心，恰恰也就在于重新发现司法之中真实的人民，倾听其呼声，尊重其诉求，唯此才能再次将他们带回到司法程序的网络之中。

[13] 参见梁慧星：《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第25页。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更为重视对欠发达地区的反哺，以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化配置，法治在化解利益冲突，助力社会的平衡发展中的意义不容小觑。作为整体意义存在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面对社会层面上的具体的工人——搬运工人、建筑工人、女性工人、国有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的时候，需要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塑造，才能够将分化的工人打造成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在九十年代初期，无论是人民法庭的工作对象，还是告诉立案程序中减轻人民诉讼负担的对象都是农民，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1993年3月19日）后，法院系统也很快有了配套的政策，希望在诉讼活动中减轻群众的负担。二、法律程序中同质化的当事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司法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是一项基本要求，传统上的人民被理解为人民群众，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法治建设中，司法之中的人民逐渐被当事人概念所替代。[44] 参见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69页。

如果强行按照现代法治的方式来推行诉讼，形式平等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实质不平等，在当事人经济能力、诉讼能力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如果单纯地实行形式上平等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往往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是那些有雄厚经济实力、较高法律素养的当事人，不依赖于法院职权也可以维护自己的诉讼和实体权益，结果是法庭变成了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变成了维护有钱人利益的场所。在我国的司法理论与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是一项基本要求，但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拥有具体的三个维度的含义：法律程序中同质化的当事人、社会学意义上分化的群众，以及政治学意义上作为正当性来源的人民。

[89] 王福华：《民事诉讼的社会化》，《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34页。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从2003年前后开始高调重提司法为民的原因之一。

当司法褪去职权主义色彩之后，举证责任改革使得当事人承担起更为厚重的诉讼责任。[89]这种矫正式司法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指向性，在司法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对司法正当性提出挑战的更多是难以适应精巧法律程序的底层群众，对于司法政治正当性的构建而言，更重要的就是去回应底层群众的诉求，在形式平等之外追求社会实质平等，关注难入法律之门的社会弱者，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90]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法体制的应有之意。

《若干规定》不仅缩小了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而且对当事人举证施加了较为严格的举证期限并规定了证据失权规则——程序主义的精巧设计，借助程序性的整齐划一，法院裁判的难度和错判的风险大大降低。借助信访解决纠纷补充了司法的程序正当性，重新释放了中国政制中的各种正当性资源。即便最终不承担刑事责任，检察院的起诉也足以表明，在很多评价机制中，法官的职责是正确解决纠纷，而不仅仅是依法判案。[93] 借用苏力教授的说法，参见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在当下公布的司法统计数据中，不会显示当事人的社会构成情况。[74] 参见孙笑侠：《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管的关系分析》，《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57~61页。

[90]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群众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包含多个社会阶层，包容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诉求，在群众路线等用法中，整体的群众也具有政治含义。

也就是说，如果司法不能为他们提供看得见的正义，他们将会采取诸如信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导致司法政策大幅度地向司法为民这一传统话语回归。与此同时，与司法大众化相伴而生的司法工作群众路线也开始淡出我们的视野，其结果是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43] （二）分化群众的不同诉讼期待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瓦解了原先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中原本统一的人民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分化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主要特征，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这种期待源于中国法官所面对的人民并非程序之中的理想当事人，而是追求实质正义的具体的人民群众。而城市的司法更需要正规化、专业化和技术化，现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适用于城市社会、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46]农民的诉求和习惯并不能够被同样地代表，对于广大的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来说，现代法律有时远不能满足、适合他们的交易习惯和诉求，不论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对许多民众而言是陌生和不习惯的。总之，司法之中的人民不是抽象的、同质化的当事人，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专业化司法过程难以回应日益分化的司法诉求，社会底层在精巧的司法程序的困惑不断侵蚀着司法的正当性基石。

[68] 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30页。在法学的通常理解中，正当法律程序乃是为了消除具体当事人与抽象规则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以实现程序公平，但实际效果却有可能相反。

左卫民教授通过对四川省2015-2016年五万多份上网刑事一审判决书的分析发现，经济因素直接影响刑事辩护资源的分配，参见左卫民：《刑事辩护率：差异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184~187页。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应该避免一刀切误区以面对真实而分化的社会大众及其多样化诉求，重视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并借助政法体制实现对人民的实质代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的初心与本意。

但是这一学术理想在现实中遭遇困难：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自行利用诉讼，专业化司法所设想的理想当事人只是分化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还有许多人的司法需求无法在这套专业司法中被满足。[25]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加强规范化管理 开拓人民法庭工作新局面》，《人民司法》1999年第2期，第14页。